综述：越南湄公河三角洲稻鱼综合种养研究：实践、挑战与未来展望阅读次数 [1386]   发布时间:2026-07-16 15:52:07  来源：bob官方网站

  水稻与鱼类作为保障粮食安全的核心主食，为人类营养供给提供碳水化合物、蛋白质、氨基酸及脂肪酸等关键营养素。在越南，二者同时构成地方与国家经济体系的支柱。水稻主要种植于灌溉系统中，其生长依托多样的生态与水文条件，尤其在洪泛频发区域，此类生境维系着野生鱼类种群、水生

  水稻与鱼类作为保障粮食安全的核心主食，为人类营养供给提供碳水化合物、蛋白质、氨基酸及脂肪酸等关键营养素。在越南，二者同时构成地方与国家经济体系的支柱。水稻主要种植于灌溉系统中，其生长依托多样的生态与水文条件，尤其在洪泛频发区域，此类生境维系着野生鱼类种群、水生生物多样性及生态系统生产力。本综述系统整合现有知识体系，全面梳理湄公河三角洲农业发展背景下稻田渔业资源的历史演变与现状，综合阐释稻鱼（RF）综合生产系统在类型学特征、技术模式、种养模型多样性、生态互作机制、经济绩效及环境可持续性等维度的实证证据。研究进一步识别驱动稻鱼系统发展的核心动力、效益产出、限制因素、政策框架与发展机遇，明确稻鱼及稻-水生动物综合系统对越南粮食安全、农村生计改善、农业可持续发展及气候韧性的贡献。研究根据结果得出，受集约化水稻单作与水产养殖扩张的双重影响，野生稻田渔业资源与水生生物多样性呈显著衰退趋势。对此，湄公河三角洲稻鱼种养已演化出多元模式，涵盖野生稻田渔业、社区型水产养殖、共作型RF系统、轮作型RF系统及稻-水生动物综合系统，其作与轮作模式为当前主导生产范式。稻鱼综合系统日益被视为有效的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可同步提升农场收入、改善环境质量，实现生态与经济协同增益。该系统通过提高水稻与鱼类生产力、拓宽农户收入与食物来源、减少农用化学品投入，有效增强农村福祉。尽管稻鱼系统在改善土壤与水质、降低外部投入依赖等方面优势显著，其推广普及仍面临多重制约。综上，本综述证实，农业生态型稻鱼及稻-水生动物种养系统可作为集约化水稻单作的可持续替代路径。

  越南湄公河三角洲总面积约390万公顷，占湄公河流域总面积的5%，素有越南“粮仓”之称。该区域贡献全国51%的水稻产量与70%的稻谷出口量，是越南核心农业枢纽，支撑其全球第四大稻米出口国地位。长期以来，湄公河三角洲水稻生产以出口导向型增产为核心目标，推动种植模式向集约化快速转型，合成肥料与农药施用强度提升显著拉动了单产增长。但大量研究指出，传统水稻系统的集约化——尤其是三熟制种植——常伴随管理缺位与投入依赖加剧，已威胁农户生计的长期可持续性，诱发土壤退化、水体污染、ECO衰退、生物多样性丧失、健康风险上升、生产所带来的成本攀升及经济回报递减等问题。当前，湄公河三角洲面临多重叠加压力：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引发的水资源胁迫（如咸潮入侵、洪涝与干旱）、环境污染、上游大坝建设及高堤系统扩张，共同导致土壤质量下降与水稻单产受限。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预测，2050年全球水稻产量需突破10.35亿吨以满足未来需求，这要求生产效率、种植多样性及复种指数的协同提升。FAO与世界鱼类中心（WorldFish Center）多个方面数据显示，全球90%以上的水稻产量来自淹水种植系统，覆盖面积约1.35亿公顷，此类淹水环境为多种水生生物提供了适宜生境，具备增殖与养殖潜力。灌溉稻、雨养稻及深水稻系统均为鱼类及其他水生动物物种创造了适配的生存环境。水稻是淡水消耗量最大的作物，未来数十年，随着水稻需求量开始上涨，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将导致淡水资源短缺且时空分布更趋不稳定。越南受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挤压，农业横向扩张潜力有限，多数区域亟需革新种植模式与水资源管理策略。

  稻鱼（RF）综合种养较水稻单作更具水分利用效率，单位水资源的食物产出量明显提升。多元化基于自然的种植模式可通过改良土壤健康、优化水资源管理及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增强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的适应能力，助力农户适应动态环境条件，降低作物歉收风险，创造收入多元化与食物多样性机遇。已有研究证实，包括园-塘-畜（VAC）模式、稻鱼综合种养、稻虾系统、稻青蟹系统及稻-虾-青蟹复合模式在内的多种农业-水产综合模型，其盈利性至少与水稻单作持平，且具备突出的环境效益。

  本综述旨在系统整合现有知识，全面梳理越南湄公河三角洲农业发展背景下稻田渔业资源的历史与现状，阐明稻基农业中稻鱼及稻-水生动物综合种养系统在提升食物多样性与安全性、增加农户收入、推动环境可持续与气候韧性农业增长方面的潜力。研究进一步解析水稻集约化、水产养殖发展与天然水生资源可利用性之间的互作关系，识别稻鱼种养扩张的核心限制与机遇，评估影响其推广的政策与制度框架，最终提出基于证据的 policy 建议，以提升湄公河三角洲稻鱼综合种养系统的可持续性、可扩展性及气候韧性，服务于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应对与绿色农业转型战略。

  本研究采用范围综述法结合系统综述框架开展研究。为实现综述目标，研究通过ScienceDirect、ResearchGate、Google Scholar、Academia及Web of Science等在线数据库，系统检索涉及湄公河三角洲水稻农业与水产养殖业现状、农业-水产综合种养、“稻鱼”“稻对虾”“稻虾”及稻-水生动物综合模型的相关文献，检索过程运用布尔运算符（“OR”“AND”“NOT”）优化结果精准度。研究共纳入159篇国际与国内出版物，涵盖越南湄公河三角洲稻鱼、稻虾及其他稻-水生动物综合模型、农业-水产综合种养系统的已发表研究论文、会议报告、项目成果、统计年鉴及英越双语相关文献。

  全球文献显示，世界水稻种植培养面积约1.67亿公顷，其中约1.34亿公顷适宜开展稻田养鱼与稻鱼综合种养。但目前仅1%的适宜面积得到利用，99%的潜在整合空间尚未开发。从ECO类型看，灌溉稻ECO占比约48%，其次为雨养低地稻（39%）、洪涝易发区稻（11%）及旱稻系统（10%）。中国在该领域处于领头羊，较大比例的水稻种植区实现了稻鱼整合，反映出强有力的制度支持与悠久的综合养殖传统。印度位列第二，近半数水稻种植区采用稻鱼综合系统。埃及的整合效率同样突出，超过三分之一的稻田开展稻鱼养殖，尽管其水稻总种植培养面积较小，但高效的土地利用模式凸显了整合实践的成效。越南官方统计显示全国稻鱼整合率达47.1%，且高度集中于湄公河三角洲，但该区域稻鱼种养面积仅占水稻总种植培养面积的0.6%。鉴于三角洲普遍采用的稻鱼系统与洪季水产养殖实践，该差异可能源于统计定义与行政分类的差异——大量地方层面的综合系统未被国家数据集正式归为稻鱼种养范畴。

  ），体现了水产养殖与水稻种植的深层次地融合。孟加拉国水稻平均单产为3.8±1.5 t·ha

  。上述结果凸显了稻鱼综合系统提升食物生产、多元化种植结构的潜力，但产量表现高度依赖具体情境，受农业生态条件、物种选择、放养密度、水资源与基础设施管理及制度支持等多重因素调控，各国间的变异强调了因地制宜优化系统性能的重要性。

  稻田渔业处于农业生态谱系的天然端，涵盖稻田及相连的运河、溪流、池塘、沟渠等水体。野生鱼类在水利基础设施薄弱、季节性洪涝频发且农用化学品投入较少的区域丰度更高。小型运河与邻近洪泛区水体作为常年性水生生物避难所，诱捕池塘为野生鱼类种群在洪涝与枯水季提供了关键生境。鱼类捕捞通常在退水期或诱捕池塘排水时进行，年度洪汛期间，农户会布设固定陷阱、围栏及网箱系统拦截进入稻田的洄游野生鱼类。从稻田ECO中收获天然野生鱼类、其他水生动物（如螺类、鳗鲡、蛇、虾类及淡水蟹）及可食用水生植物的活动统称为稻田渔业，此类系统是基于洪泛平原的资源利用模式，对家庭营养供给、收入多元化及养分循环、营养级调控等生态系统服务维持具备极其重大意义。尽管具备突出的生态与社会经济价值，稻田渔业在正式农业规划中仍未获充分认可，常被排除在水产养殖统计与政策框架之外。该类渔业历史上对亚洲中低收入国家（包括越南、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及孟加拉国）的蛋白质供给、食物与营养安全及农村生计支撑发挥了关键作用。

  湄公河三角洲涵盖淡水与咸淡水生境，包括洪泛平原、湿地、红树林、泥滩、海草床、河岸带、稻田及泥炭地等。尽管农业与水产养殖是核心生计来源，野生捕捞渔业与稻田渔业仍是当地贫困群体的重要次级收入与食物来源。20世纪70~80年代，湄公河三角洲自然ECO受人类活动干扰较小，上游大坝建设、高堤修筑、水稻集约化及其他农业扩张行为尚未大规模开展，区域鱼类资源丰富多样，野生鱼类在维系当地生计中发挥核心作用，稻田、运河、河流及泻湖的渔获量大、物种多样性高且收获可持续。但此后，受集约化水稻种植（高产品种推广与双季至三季种植）、高堤防洪设施支撑的集约化水产养殖及出口导向型生产的扩张影响，稻田渔业资源显著衰退。同时，就业结构发生转变，大量渔民脱离传统稻田与自然湿地捕捞活动。

  过去三十年间，湄公河三角洲内陆野生鱼类捕捞量与水产养殖产量呈显著负相关。2000年后，受过度捕捞、环境退化、土地利用变化及水文改变等因素驱动，内陆捕捞渔业（深蓝色部分）持续衰退；与之相对，受池塘养殖系统扩张、技术集约化及对虾、芒鲶等出口导向型品种市场需求拉动，水产养殖产量（红色部分）大幅度增长。水稻产量（浅蓝色部分）始终占据主导地位，2010年代中期前稳步增长后趋于稳定，表明尽管水产养殖扩张，农业用地格局总体保持稳定。

  近期研究指出，集约化水稻种植中农药与农用化学品（包括除草剂、杀菌剂、杀虫剂及化学肥料）施用强度的提升，可能是导致湄公河三角洲野生鱼类衰退、稻田渔业生产力下降的重要原因。高堤系统的扩张深刻改变了洪泛平原动态，阻断了泥沙与养分交换，切断了鱼类洄游通道，加速了生态退化。此外，此类基础设施推高了生产所带来的成本，加剧了土壤肥力下降与农用化学品污染风险。

  为可持续保护稻田渔业资源、提升食物多样性、增加农户收入及改善农村生计，推广环境友好型种植模式已成为共识，包括稻鱼综合种养、稻-水生动物-水生植物系统及替代性稻鱼养殖模式（如洪季两稻一鱼网箱养殖结合莲、田菁、菱等水生植物种植）。规模化推广此类模型可为基于自然的路径提供可持续解决方案，支撑农村生计与绿色农业增长。

  湄公河三角洲稻鱼综合种养系统是历史悠远长久的地方性实践，其核心是利用本土知识将水稻种植与水生资源利用相结合，提升食物生产与降低生计风险。历史上，稻鱼系统是多元化稻基种植策略的组成部分，可实现整体生产力提升与水土资源优化配置。20世纪70年代国家统一后，农业集约化与多元化获得制度支持，稻田淡水养殖逐步推广以增强生产力与系统韧性。20世纪90年代，政府政策推动可持续多元化农业发展，稻-水产系统（包括稻-淡水鱼及后续的稻-对虾模型）成为区域种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模式下，农户依赖季节性洪汛让野生鱼类自由进入稻田，无需人工放苗。随着对整合效益的认知深化，农户逐步改造田间结构，修筑低堤、沟渠与避难池塘以蓄水，提升鱼类存活率与捕捞效率。但稻-野生鱼类综合系统的影响力仍不及集约化水稻单作与专业化水产养殖。

  近年来，受环境意识提升及对集约化单作负面影响的认知深化驱动，湄公河三角洲稻鱼综合种养系统迎来显著复苏与现代化转型。稻鱼、稻虾及稻-水生动物/水生植物综合系统因可降低农用化学品投入、增强生物防治能力与改善生态可持续性而受到大力推广。区域已形成多元化的综合模型体系，除集约化水稻生产外，还包括稻鱼、稻鱼-鸭、稻鱼-水生植物、稻鱼-蔬菜、稻虾、稻青蟹、稻-青蟹-对虾、稻-野生鱼-莲、稻-野生鱼-田菁及虾-红树林等模式。世界自然基金会（WWF）越南分部、世界银行、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等机构的项目为上述模型的开发与推广提供了支撑。

  在各类综合模型中，稻虾养殖的规模远超稻鱼系统，反映了咸淡水区域的强劲发展形态趋势。稻鱼综合种养规模有限，高度集中于湄公河三角洲上游淡水省份，尽管具备突出的生态潜力，其对区域土地利用格局的贡献仍较小。其他综合系统在增强生物多样性与ECO服务中发挥 niche 作用，包括稻-莲-野生鱼（32.8公顷）、稻-野生鱼-鸭（175公顷）及沿海虾-红树林系统（78.5291万公顷，集中于金瓯省）。总体而言，数据凸显了集约化水稻单作与沿海水产养殖的持续主导地位，仅有极小比例土地用于淡水综合系统。已有研究表明，“两稻一鱼”或“一稻一虾”模式的经生态效益均优于“两稻”或“三稻”单作，但稻鱼系统的推广普及仍显不足。相比之下，稻虾与虾-红树林模式的快速扩张反映了沿海区域的市场激励与政策支持，但也引发了咸潮入侵、病害风险及长期可持续性担忧。

  尽管湄公河三角洲高堤系统扩张以实现全洪泛控制，但仍有大面积洪泛区维持双季稻种植，具备显著的稻鱼综合开发潜力。释放该潜力需要针对性的政策支持，推动种植模式从水稻单作向可持续轮作系统转型，例如“两稻一鱼”、“洪季稻+野生渔业+水生植物”或“雨季稻+旱季盐土虾”等模式。此类转型可增强生态韧性、粮食安全与农户生计。国家规划框架预期2025~2030年间稻鱼、稻虾及其他稻-水生系统的规模将逐步扩大与多元化。

  近几十年来，湄公河三角洲稻鱼综合系统已分化为多种生产路径，包括稻田渔业、社区型渔业与水产养殖、基于自然的系统、共作型稻鱼种养及轮作型稻鱼种养。但农业实践变迁、人口增长、环境压力及气候变率已促使应用模式聚焦于两大主导类型：轮作型稻鱼与共作型稻鱼种养。

  稻鱼综合系统可分为四大功能类别：①基于自然的稻鱼系统：依托年度洪水实现稻田渔业资源补充，主要依赖ECO过程而非高强度管理投入；②强化稻鱼生产系统：包括“两稻一鱼”模式，通常配套鱼类避难池塘或蓄养网箱，补放高价值本土鱼类，鱼类主要依赖天然饵料与残留再生稻粒；③多元化稻-水生动物综合系统：将稻鱼生产与莲花、田菁等其他作物结合，在增加收入的同时为鱼类及其他水生生物提供生境与生态效益，稻鱼-鸭系统也属于该类别，鸭群养殖可增强养分循环、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并增加农场总收入；④盐度适应性轮作稻-水生系统：针对季节性环境变化（尤其是咸潮入侵）设计，典型代表为稻虾系统（雨季种植水稻，旱季养殖对虾）、稻青蟹系统（遵循相似季节轮作规律）及更复杂的稻-青蟹-对虾复合系统。洪基粗放系统主要依赖自然水文循环与本土鱼类补充，例如稻-野生鱼系统及“两稻一野生鱼”模式，鱼类低密度放养，主要依赖天然食物资源、再生稻粒与季节性洪水，外部投入极低，ECO过程维持生产力。半集约化多元化系统引入额外生物组分以增强养分循环与收入生成，包括配套莲、田菁或鸭群的稻鱼系统，此类模型维持较低的外部投入，同时提升农场多元化程度、生境复杂度与内部养分循环效率，强化经济绩效与生态韧性。市场导向型咸淡水轮作系统分布于季节性咸潮入侵区域，聚焦高价值甲壳类养殖，典型模式包括稻虾、稻青蟹及稻-青蟹-对虾轮作，雨季（低盐度）种植水稻，旱季（高盐度）养殖水生动物，相较于洪基系统，此类模型资本密集度更高、市场导向性更强，生产风险更高但收入潜力显著更大。

  轮作型稻-水生系统在湄公河三角洲已形成从生态调控型粗放模型到商业导向型集约模型的连续谱。轮作稻鱼系统中，水稻种植于冬春与春夏季节，鱼类养殖则单独安排在洪汛期，这种季节交替增强了水土资源利用的灵活性，阻断了病虫害循环，并通过养分循环改善了土壤肥力。通过为水稻与水生动物分配专属生长季节，最小化了对水分与养分的竞争。但成功实施依赖于可靠的水控能力、适配的基础设施及精准的作物转换时序。模式多元化允许农户优化季节性资源利用，适应咸潮入侵与气候变率，在维持不同程度生态可持续性的同时创造多元收入流。

  共作型稻鱼种养系统指同一田块内水稻与鱼类同期生产，通常由沟渠或避难池塘提供浅水或临时排水期的栖息生境。湄公河三角洲共作型稻鱼生产模型最重要的包含三类：①传统稻鱼混养系统：低投入条件下水稻与鱼类共作；②“两稻一鱼”共作系统：冬春与夏秋季节种植水稻，鱼类同期或在洪间期共作养殖；③集约化“三稻一鱼”共作系统：在三熟制水稻种植体系中整合鱼类生产，通常更依赖工程化沟渠或避难运河。其中，“两稻一鱼”共作模式是洪泛平原区域生态兼容性最优、应用最广泛的共作型稻鱼系统。鱼类参与生物防治与养分循环，降低了相较于水稻单作的农用化学品依赖。但共作系统要精细的水位调控与维护良好的灌溉与堤防基础设施，且在季末季风或旱季可能受限于水资源短缺。

  湄公河三角洲共作与共作型稻鱼系统的主要养殖物种可分为三类：白鱼物种包括罗非鱼、麦瑞加拉鲮、鲤、鲢与银鲃；黑鱼物种包括攀鲈、乌鳢、革胡子鲶、尼罗罗非鱼、杂交鲶、接吻鱼与草鱼；甲壳类物种主要在轮作系统中养殖，包括淡水罗氏沼虾、青蟹及其他咸淡水虾类。多项研究证实，共作与轮作系统均可增强湄公河三角洲的农场韧性、收入稳定性与环境绩效。近年来，轮作模型因投资需求较低、管理简便及对季节性水文条件的适应性，应用占比逐步提升。

  稻鱼综合种养的最新进展体现为一系列渐进式技术与管理创新，相较于传统稻鱼系统，明显提升了水稻与鱼类生产力。这些创新主要由农户主导，聚焦于优化水资源管理、系统模块设计、物种性能与投入效率。

  核心技术革新包括：策略性选择水源可靠的稻田，尤其毗邻河流与运河的田块，确保洪期适宜水深或非洪期稳定的水文条件；改进田间灌溉设计，如修筑与优化沟渠及控制构筑物，提升水资源调控能力，便于清除杂鱼与捕食者，降低鱼类死亡率与饵料竞争；在轮作型稻鱼系统中，农户创新地在夏秋稻收获后培育再生稻秧苗，作为洪期鱼类的低成本原位饵料，降低外部投入依赖并增强系统内养分循环；在共作与轮作模型中，均出现了偏向经济价值高、环境适应能力强的鱼类或对虾物种的选择创新，进一步强化了系统性能。另一项重要技术进步是鱼类苗种管理的优化：农户慢慢的变多地依赖高质量、可追溯的鱼苗，其在土池或网箱系统中预培育约1.5~2个月后放养。共作型稻鱼系统中，这些幼鱼随后被转移至稻田沟渠或壕沟中，与水稻共作至收获；轮作系统中，预培育鱼苗被放养至稻田指定淹没区域（一般会用网箱系统），利用再生稻秧苗与天然饵料资源，直至洪期末收获。鱼类放养密度通常为0.5~2.0尾·m

  稻鱼系统鱼类单产变异较大，受共作或轮作模式选择、环境条件、物种组成、放养密度、补充投饵强度、养殖周期及生产目标（如商品鱼vs鱼种）等多重因素影响。已报道的放养鱼类单产范围为290~1220 kg·ha

  。物种选择进一步受水文条件（包括洪深、洪期时长与灌溉能力）调控，较深洪泛区通常支持更高的物种多样性。沿海区域盐度是关键决定因子，偏好青蟹与对虾等咸淡水物种。季节性可获得性、市场需求、投入成本与预期回报也是农户决策的核心依据。筛选与水稻种植互补的鱼类物种，可使农户最大化生态与经济收益。

  在湄公河三角洲，稻鱼系统通过将鱼类引入稻基农业ECO，降低了外部投入依赖，促进了农田生物多样性及相关ECO服务供给，在日益多变的水文条件下支撑了更稳定的多元化食物生产。产出多元化逐渐增强了家庭应对洪涝、干旱与市场波动等气候相关风险的适应能力。因此，稻鱼种养作为一种基于ECO的适应策略，支撑了可持续集约化与长期韧性构建。鱼类在淹水稻田中自由游动，摄食水稻害虫、有机残体、杂草种子、浮游植物与浮游动物，维持生态平衡。鱼类排泄物作为有机肥料沉积于稻田，富集氮、磷等必需养分，改善土壤结构与养分有效性，促进水稻健壮生长并提升单产。水稻植株则为鱼类提供遮阴、庇护所及有机饵料来源，形成互惠共生关系。这种互作在提升农业生产力与盈利能力的同时，促进了湄公河三角洲的可持续实践、粮食安全与生态系统健康。相较于集约化水稻单作，稻鱼整合可减少约15%~30%的源自不可再生资源的投入（尤其是合成农药与肥料），同时提升水稻单产与农场收入。此外，该整合模式优化了有限耕地资源的利用，生产更多营养多样化的本地消费食物。未来稻基生产系统的发展轨迹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传统集约化路径与可持续种植策略的选择。可持续路径（包括稻鱼综合种养与综合病虫害管理（IPM））已持续证实其在环境绩效与系统稳定性方面的优势。由于鱼类、对虾及其他水生生物对农用化学品高度敏感，稻鱼系统内在激励了化学品减量使用，从而提升食品安全与出水水质。

  面对高产低质稻米产地价格下跌与投入成本攀升导致的农户盈利空间压缩，21世纪初以来湄公河三角洲大量农户推进了生产系统多元化。对虾的高市场价值与耐盐特性尤其推动了水稻集约区向对虾养殖与稻虾轮作系统的转型。更广泛地，淡水鱼类、野生鱼类与罗氏沼虾养殖在全区域扩张，包括稻-沼虾轮作系统与沿海稻-对虾序贯养殖的推广。

  在此生产重构背景下，水稻种植中整合鱼类成为提升资源利用效率与农场绩效的可行策略。相较于水稻单作，综合系统可降低生产所带来的成本，减少30%~45%的农用化学品使用，改善经济回报，并提升稻米与鱼类产品质量。实证证据说明，稻鱼与稻虾综合系统的经济回报明显高于水稻单作，年净回报可达1500~4000美元·ha

  ，平均净回报较单作水稻高10%~37%。沿海湄公河三角洲的稻虾系统水稻单产通常为5~8 t·ha

  尽管优势显著，高初始投资需求与增加的劳动力投入限制了贫困农户的采纳。此外，稻米与野生鱼类直接贡献于地方与国家食物供给，而对虾生产主要面向出口，对本地营养的直接贡献有限。总体而言，现有证据说明稻鱼与稻虾综合系统在提升稻基种植系统经济绩效的同时，支撑了生态可持续性。

  近年来，湄公河三角洲稻鱼种养系统在取得成效的同时，仍面临多重制约其扩张的挑战。核心限制包括缺乏因地制宜的种养技术、市场需求不稳定、鱼类单产与价格波动导致利润不确定性。过去三十年的研究记录了传统稻鱼种养面积的衰退，驱动力包括短生育期高产品种推广、复种指数提升及其他水产养殖或农业活动的扩张。目前缺乏提升系统性能的实操指南，也难以支撑地方政府规划与推广稻鱼综合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尽管稻鱼种养仍在安江、同塔、后江、永隆、前江、隆安等省及芹苴市的生态适宜区持续开展，但针对共作与轮作稻鱼及稻-水产养殖户的调查揭示了持续的制约因素：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导致的洪水量减少与滞后、三季稻高堤系统扩张、农药污染、天然饵料可用性有限、鱼类盗窃、存活率低、鱼类逃逸/洄游及鱼类产品缺乏正式收购协议。

  近期研究进一步识别了连接生产与市场的完善价值链缺失是稻鱼系统发展与规模化的关键障碍。越南稻鱼种养以小农户为主，产出异质性高，导致供应规模不规则与产品质量参差，制约了产品聚合、标准化与市场准入。此外，稻鱼系统养殖鱼类的收获期常与野生鱼类捕捞旺季重叠，导致季节性市场供过于求与价格下降带来的压力，压缩了稻鱼养殖户的经济回报。冷链、加工与物流等产后基础设施的匮乏进一步限制了价值增值，迫使农户通过非正式渠道立即以产地价格出售鱼类，议价能力薄弱。与专业化水产养殖相比，稻鱼系统的制度支持与农业推广服务主要聚焦于生产技术，对市场开发、合作营销或质量认证的关注相对不足。加之环境可持续稻鱼产品缺乏差异化、品牌化或价格溢价，降低了农户采纳的经济激励。这些结构性市场约束共同限制了盈利能力与投资意愿，延缓了稻鱼综合系统在湄公河三角洲的广泛采纳与规模化。更广泛的运营挑战进一步制约了系统性能，包括农药施用缺乏管控、高水资源需求、鱼类管护与系统维护的劳动力投入增加，以及高资本投入带来的财务风险暴露。

  为提升稻鱼种养的有效性与可持续性，已有研究提出多项策略：升级灌溉基础设施以保障稳定供水、优化鱼类放养密度、保留再生稻为鱼类提供天然饵料与庇护所、组织农户技术培养和训练。社区共管模型、农民合作社与稳定市场渠道的建立也被广泛推荐。农业与水产推广服务及政府与非政府组织支持在规模化推广中发挥关键作用。近几十年来，越南政府机构及FAO、世界银行、WWF越南、IUCN、WorldFish等组织通过各类发展项目支持了湄公河三角洲稻鱼系统的复兴，其核心驱动力在于对综合种养生态与经济收益的认可。

  越南农业部门仍是农村生计与国家发展的核心，贡献约14%的GDP并支撑约44%的人口。近期农业政策改革日益强调可持续性、多元化与气候韧性，为稻鱼综合种养系统创造了有利的制度环境。尽管鲜有政策直接靶向稻鱼生产，此类系统与国家农业结构调整、生态集约化及农村发展的策略（尤其是湄公河三角洲区域）高度契合。政策优先级已从水稻单作转向多元化环境可持续生产系统，在此框架下，稻鱼综合种养通过土地利用治理、农业金融、推广服务与价值链开发的改革获得间接支持。高层政策文件（包括2017年第120号决议与2021年第555/Q?-BNN-TT号决定）推动水稻质量提升而非单纯数量增长，鼓励根据农业生态条件多元化稻基系统。监管条款允许在受控条件下于稻田开展有限水产养殖整合，为稻鱼系统提供了法律认可，同时保障粮食安全目标。

  制度支持机制（如农业信贷计划、合作社发展与公共推广服务）通过缓解投资约束与提升技术可及性进一步促进了采纳。与此同时，推动生态农业与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适应的政策日益将综合种养系统视为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可减量化肥农药投入、增强生物多样性并提升农场层面韧性。越南稻鱼种养的创新研究已明确了其技术、生态与社会经济效益，系统与经济社会研究进一步揭示了ECO服务供给机制，并识别出采纳的驱动与限制因素（包括家庭特征、推广服务可及性、市场机遇与环境条件）。上述发现表明，稻鱼系统的有效规模化需要协调创新，整合监管灵活性、制度支持与循证研究。未来研究应优先聚焦适用于洪泛区的气候适应性稻鱼模型，如轮作型稻鱼网箱系统，以及整合野生鱼类、本土物种、莲、田菁、再生稻与鸭养殖的综合系统。

  湄公河三角洲稻鱼综合种养是稻-水产复合系统中的可持续、多元化与气候韧性生产策略。该整合生产模型可产生多重生态与社会经济效益，包括减少农用化学品投入、改善土壤与水质、拓宽收入来源与增强农村福祉，同时为农业转型的多元化与适应性路径提供了可行方案。本综述证实，稻鱼生产系统中的农业生态路径可在粮食系统转型中发挥关键作用，尤其在稻鱼主产区。然而，稻鱼综合系统尚未被广泛采纳，仍面临基础设施不足、市场壁垒、气候变率、技术能力与投资有限及地方政府政策支持缺位等挑战。传统稻鱼系统的衰退反映了水稻单作与集约化水产养殖的宏观趋势。强化稻鱼种养的可行性需要政策、研究与实践的协同行动，包括完善基础设施、提供财政激励、开发气候韧性生产模型与开展农户培训。在洪泛区等重点区域规模化推广稻鱼综合种养系统，可增强粮食安全、促进农村发展并提升湄公河三角洲乃至更广区域的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适应能力。